長城: 紅軍武裝割據自毀長城終敗走蘇區

2015-04-21 | 來源: 一青博客 | 轉到微信 | 有0人參與評論 | 字體: 放大縮小 | 收藏 | 打印

　　孟子說過，“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。蔣介石心腹、國民黨重要人物陳誠曾對中共在贛南一帶創建根據地分析指出，瑞金是“種一年吃三年”之地，“維持一個經濟生活自給自足的局面，是可能的”。

　　1931年11月7日，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合影。左起：任弼時、朱德、鄧發、項英、毛澤東、王稼祥

　　贛南“富而不庶”，軍隊“取給於當地”並非難事。加上江西地形“進可以攻，退可以守……不難左右逢源”。更重要的是贛南一帶人民對政府的“希望破滅”，易受中共宣傳，“所謂貧窮是繁殖紅色細菌的溫床”。當時中共武裝割據可謂占盡天時地利人和，但最終結果世人皆知，第五次反“圍剿”失敗後，中央紅軍開始長征。《中華讀書報》2012年2月15日刊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陳鐵健撰文《紅軍何以敗走蘇區？》，作者指出，軍事上受制於敵之外，還有內生瓶頸的制約。中央蘇區人力、物力、經濟、政治資源都日益匱乏，中共生存和作戰資源都面臨極大挑戰。中共政策越發激進，肅反運動、查田運動、擴紅運動、濫發公債、強收谷米同時展開。竭澤而漁，殊求無度的極端辦法，加上國民黨軍嚴密封鎖，兩年之內便把蘇區弄到資源枯竭、師老兵疲、財盡民困之境。

　　寫中央蘇區的文字，頌揚者居多，批評者也不少。黃道炫著《張力與限界----中央蘇區的革命（1933-1934）》截取1933-1934年中央蘇區全盛到敗走這一時段，著重探索以往基於政治考慮而被忽略的歷史的社會的諸多因素，力求追尋原初的歷史面貌；以當年的而非後來的，描述的而非價值評判的第一手資料，盡可能考察歷史的本然進程。正是作者對歷史的敬畏和謙卑，成就了這本以客觀平實為特色而令人信服的良史。

寫出《萬裡長城永不倒》盧國沾辭世

血肉長城堵軍車"魚水之情"蕩然無存

游萬裡長城 "露臀"拍照被拘後遭驅逐出境

　　革命源流：物質利益和精神鼓舞

　　革命，多由知識分子發起。20世紀中國發生的反滿革命、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，莫不如此。先有主義黨派，後建軍隊政權，再由黨政軍動員群眾，占山掠地，奪權建國。反思中央蘇區革命，首先遇到的是革命源流問題。

　　中國社會發展緩慢，各地之間極不平衡。以土地占有情況來說，中國東南地區地主、富農占地約30%，贛南、閩西地區又小於這個水平。“以往關於地主、富農占地80%以上的說法作為一種政治宣傳在有關調查中沒有得到證實。”（該書31頁）土地較為分散的贛南、閩西地區，竟成為中國蘇維埃革命的中心，可證原先將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天然聯系起來的說法站不住腳。

　　通常認為窮則思變，革命源於貧窮，固然不無道理，但當年贛南、閩西卻非大貧大窮之地。贛南糧戶年有剩余，農民可以吃飽飯，並有山貨可換必要日用品。革命，給農民帶來的生活改善有限。1932年大災，糧食短缺，加上頻繁的土地變動，農民生活未升反降。姑且不計政策過激，僅大批黨政人員湧入，軍隊激增，糧食供應緊張，就是重要因素。1933年春荒，富田人“甚至吃草”（260頁），博生縣有人吃藥自盡，興國黃塘區有人為爭兩升米把兄嫂活埋（261頁）。第五次圍剿開始，國民黨加緊封鎖，糧商囤積加價，糧荒嚴重。隨著政府強行收糧借谷政策出台，農民生活更加艱辛。而在“赤白對立”的邊界地段，生存狀況惡化，“赤區農民感覺革命後更痛苦”（350頁）。總之，在不得不承認貧窮是革命的溫床的同時，也不能說在某一地區革命就一定是由貧窮造成的，須知不少是“被革命”的。

　　中共發動農民革命時所運用的平分土地的物質利益策略，對農民仍有吸引力。將地主富農占地強行拿來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之外，還有大量公田可供平分。贛南、閩西宗族勢大，公田占20-50%，屬宗族集體所有。輪耕經營，由族中年長有威望者管理，並受農民自發監督。中共把公田分給農民，由集體所有轉為個體占有，這對於注重實際利益的農民來說，其影響雖不能高估，卻也非同小可。分到土地和財物的農民“一嘗其味，絕不會輕易忘記”。他們“心想‘這回不幹也得罪人了，反正好人也裝不成了，幹吧！’這才和地主撕破臉皮幹起來了”。他們說：“只要分到十斤糧，死了一千人都值得。”（71-72頁）很多人在嘗到分田地、分財物的甜頭後，便把自家和革命綁在一起，跟著共產黨走了。這正是發動者樂見的結果。